最近又重新回味了张艺谋的《归来》。事实上，电影上映以来，围绕着这部电影的主旨、艺术性、演员演技等产生了许多话题。特别是陈道明饰演的男主角陆焉识，终其后半生，都在努力试图唤回妻子的记忆，引起了许多影评人的争议。事实上，张艺谋的电影只是截取了严歌苓原著的一个部分，而舍去了许多内容。更好地回到原著，结合电影，就可以抛开这些具体的讨论，换一个新的视角，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题目——等待戈多，归来焉识。归来的不一定是英雄，但仍然有传说。等待的未必是上帝，但仍然有寄托。

《等待戈多》是法国作家贝克特的经典作品。贝克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评委会对他的颁奖词是，“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，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。”的确，两个流浪汉毫无目的、动机的在等待一个素不相识叫戈多的人，这本身就是十分荒诞的。而那个小男孩，每日重复的“戈多今天不来，明天来”，更是增加了浓重的戏剧效果。

而张艺谋的《归来》也有着同样的震撼力量。1973年，关押十多年的陆焉识逃离农场，回家探望妻子女儿，却被女儿举报，在火车站被抓走，与妻子“生离死别”。3年后，获得平反，归来的陆焉识却发现妻子得了失忆症，妻子执着的认为丈夫没有归来，每个月5号都去火车站接站，陆焉识想尽各种办法，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自己陪着接站，接那个其实早已经归来的自己——“陆焉识”。

戈多的谐音是god，而上帝是等不来的，所以戈多始终能等，却永远不会来。而《归来》男主角陆焉识的名字是双关语，焉有为什么、怎么的疑问意思，所以归来的是谁，能不能被认识就有了疑问。两个作品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希望。等待希望，希望归来，都是一个对主观期待的客观实现。然而，希望终究没有被等来，而客观的归来却因为主观的认识偏差（失忆症）而没有具备归来的真正效果。

《等待戈多》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，正是战后欧美经济的繁荣期，又称为黄金发展期。但是戏剧的主流内容却是荒诞不经的，该戏剧的广受欢迎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在经济高度发展、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、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的大背景下，越来越追逐自己心中的小背景，去做一些脱离现实的幻想。而《归来》则用尽曲笔，写出了那样一个荒唐年代下，人性的各种扭曲，如女儿举报父亲，芭蕾舞表演上讲究政治挂帅，父亲被抓是揪着头发抓走的等。而人性的这种扭曲是很不容易还原的，比如说女儿的道歉如此轻松、简易，比如说方师傅的强奸嫌疑等等。人性的期待也好，人性的幻想也好，人性的扭曲，人性的还原，各种交错下，都是突出人性的力量。

后现代主义风格下，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都带有着大量的反传统又无法割舍传统的价值倾向。正如《等待戈多》中两个流浪汉生活极度困窘，却没人愿意终结生命，从他们的这种戏剧性对话中，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话语风格。而《归来》更加厚重。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下各种作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，而《归来》却用到了几个颇有喜剧效果的配角演员，如郭涛、闫妮等，在整体的悲伤风格下，稍稍平复观众的失落情绪，亦是一种表达叙事的进步。

等待戈多，归来焉识。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，加上略显荒诞的剧本内容，共同构建了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关怀。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，甚至这个形象有着类似于上帝的名称，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执着的坚定信念。人性之中的善良和美好愿望汇聚起来，我们普通的现实生活才显得丰富多彩，至于说很多生活之中的琐碎、偏离、杂乱则终将变得虚无和随风而逝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无论是戏剧，还是电影，短短数小时的艺术内容，在物理时空上是十分有限的，但却注定将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片天地。

（江南农商银行 陈宇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