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母亲1960年生人，我父亲1962年生人。

我母亲因为成分不好，文革时期没有能够顺利读书，她的父亲总是动辄塞给她一根棍子，让她去河滩放鹅。是她的母亲到处求人，走了后门，好不容易才让她高中毕业。

我父亲则是标准的清白人。他的父亲是孤儿，成年后当兵，是部队转业干部。他虽然读书刻苦，但是高考差了一分就放弃了，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。

1978年，我母亲家里托关系让她到上海学摄影。刚开始她并不热心，不肯学习。她的老师跟她说，学这个能赚大钱。老师的话正中她下怀，她怦然心动。从此往后，我母亲把该学的学了，不该学的也偷偷学了，就想把那个国营照相馆照原样搬家里去。

1983年，我母亲学成归来，她在家门口挂了一个“海芳照相馆”的长形的招牌就算正式开张了。那字还是我母亲她大的亲笔。我母亲是泗阳县第一批专职摄影师，全镇仅此一家，十里八村的人都到她那里去拍照，火爆一时。她常常从早忙到晚，饭也吃得不安稳，晚上还要在暗室里加班冲洗照片。她那时年轻，不知道什么叫累，被花花绿绿的毛票子晃了眼。

1985年，我父亲母亲经人介绍结婚，从此成了团结紧密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伙伴。我父亲那时还没转正，一个月只有三、四十元的收入，跟母亲比实在是九牛一毛。后来我母亲花了5000元帮我父亲转正，月收入提高到一两百，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。

我上高中以前，记忆里母亲是很少和我们一起吃饭的，常常是刚坐下，客人就上门了，但是她总是笑眯眯的。1997年，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直播，我母亲说，感谢改革开放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1998年，镇上开了一家影楼，因为在主街道，生意非常好。我的父亲母亲很是愁了一阵子。他们专门去制作了广告牌，从街道中心一路挂到了家门口。生意还是少了不少。不过我妈想得很开，没有这家还有别家，家家都做生意，各凭本事吃饭。

1999年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数码相机和自助照相亭。那个可以立马取照的东西，我那时觉得离我的生活还很远。2001年，我父亲到唐山学习数码相机的使用和维修。慢慢的，他们柜子里的胶卷越来越少，直到不见踪影。

2002年，我高三，从同桌那里看到了风靡一时的大头贴，知道了那是可以立马取照的新鲜事物。2003年，我到南京上大学，大头贴机器早已烂大街了。2004年，我母亲到杭州学习新娘化妆，顺道买了一个大头贴机，她给自己拍了组照片，看上去非常青春活泼，我深以为傲。父亲开始学习PHOTOSHOP，练习抠图和填字，他在照相馆中越来越重要。

2007年，手机像素越来越高，开始有人直接将手机照片发给我母亲冲洗。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淡，我母亲开始专门为儿童拍摄影集。年底，三哥找父亲借钱，父亲便把存折里仅有的两万块钱都取了出来。那是他一年的工资。

2010年，我和弟弟都已参加工作，父亲的工资已经涨到每月3000多元，母亲反倒成了家里月收入最少的一位。不过，她还是有发“横财”的时候。2012年，国家开始施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，满60岁的老人都可以领到“月钱”。附近村子的人都挤到我家拍摄证件照，我回去帮忙了一天，她赚了一千块。我猜，这或许是她永远干下去的动力吧。

2011年，我母亲考了保险从业资格证书，挂上了保险公司的员工牌，又开始精神抖擞的卖保险了。她干得很起劲，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赚了八千多。

2014年，我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，她的孙子出生了，她需要放下一切跑到南京照顾她的孙子去了。她放弃了她经营多年的照相事业，也中止了刚刚起步的保险事业。但所幸的是，我父亲的工资在这几年涨得飞快，他现在一个月6000多元，时常贴补家用。

自1978-2018年的四十年间，我的父亲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期，从不知世事的少年到即将迈入幸福的老年，即便曾经遭遇过不幸，早已被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所抚平。所有的一切，归根结底，来自于他们辛勤的播种和耕耘，更来自于国家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。

（泗阳农商银行 蒋春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