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使《岳阳楼记》名传千古。然而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时面临的险恶环境，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却鲜为人知，不了解他的难处和处境，就无法理解字里行间的煞费苦心。

庆历六年，范仲淹被免掉宰相一职贬至邓州，政治上失势，言行受到宋仁宗及旧党严密监视，处于人生最低谷状态。偏偏这时，滕子京寄来《与范经略求记书》，说岳阳楼已重修完毕，恳请他写篇文章刻在新楼上。

滕子京是他的老部下（曾在东台西溪任盐官，协助范仲淹修筑范公堤），同属新党，官至边境地区兵马总督兼知州，新旧两党争斗期间被贬到岳州。修岳阳楼其实有意气用事的成分，是对前途无望的自暴自弃。

范仲淹很清楚滕子京想要自己写什么！这是很棘手的难题。若不写则意味着示弱，让新党大臣们气沮；若痛快淋漓地发牢骚，讽喻时政，会被政敌抓住把柄，遭来更严厉的制裁。

这种微妙而恶劣的情境下，范仲淹毅然接下烫手山芋，在万众瞩目中开始写《岳阳楼记》。落笔每个字都带着心思，每句话都富含深意。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。乃重修岳阳楼……”

文章开头看似平铺直叙，套用“记”的格式，实则内藏玄机。“谪守”是对滕子京被贬的同情，但只轻轻一点随即转到修楼话题上，强调因为“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”才重修岳阳楼，并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。这是为滕子京的做法定性，也为整个文章定了基调。如果没有这段交待，在朝廷眼里《岳阳楼记》就是下战书。

接下来便转入文学大家最擅长的领域：托物言志，借景抒情。

一般人写《岳阳楼记》，免不了提到它的历史、洞庭湖以及岳州名胜。范仲淹用的笔法却宛如航拍场景，“衔远山，吞长江”“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”；通过时空错位叙述技巧，展现两种迥异的“览物之情”，壮观的江山在他笔下不过是袖中乾坤，显示其恢宏的气度和高超的掌控能力。

接着他劝导滕子京要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应该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这是非常高的标准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孔圣人尚有以物喜、以己悲的事例，滕子京当然达不到。范仲淹是给老部下一个进步的目标，纵使达不到，只要努力过也足够了。人治的时代，态度决定一切。臣子在做，皇帝在看。

然而，炫耀文采、劝慰故人不是文章的主题，范仲淹追求的文章效果，是要突破滕子京的框架，向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，那就是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
不在其位，却谋其政，此乃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；修岳阳楼非为己之乐，而是为天下人之乐。这是政治表态，说给政敌们听的，说给宋仁宗听的。有了这句话，整个文章意境得到升华，牢牢占据了道德的至高点。

文章写成后立即题写在岳阳楼上，但并未用范仲淹的字，写字的是夜读汉书浮三大白的苏舜钦。苏舜钦也是新政的支持者，后因拿变卖衙门废纸的钱和同事吃饭听曲，遭到弹劾，被贬为平民。苏州沧浪亭就是他贬回老家后置的房产。

滕子京修楼，范仲淹作记，苏舜钦题字，岳阳楼可谓是失意者联盟。

但这篇文章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这就是经典美文的魔力。

《岳阳楼记》出炉后，宋仁宗和朝廷守旧派松了口气，遂放松对新党的打压。虽然范仲淹作为新党“首恶”很难翻身，但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等人得以缓过劲来，隔了数年纷纷重新被起用。

同年，不知是不是受到范仲淹启发，欧阳修也写了《醉翁亭记》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明明被贬，却如沐春风，乐在其中，朝廷自然大感放心。

后来苏东坡被贬，写《水调歌头》：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皇帝看了很满意，认为苏东坡仍“忧其君”。

再后来辛弃疾被贬，写《摸鱼儿》：君莫舞，君不见：玉环飞燕皆尘土。皇帝怫然不悦，暗想这个老顽固，净给寡人添堵。

总之，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写得光明磊落，余味却是曲折有致，实在是兴邦祛厄的大手笔。相比之下也有把事情搞砸的，那就是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。

与范仲淹相似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也因为坚持激进改革受到守旧派排挤，贬到边远地区为官。十多年后，皇帝考虑他们毕竟年纪大了，遂召回京城，打算挂个闲职养养老而已。

刘禹锡大概在“陋室”里面憋太慌了，回到长安诗兴大发，赋诗曰：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诗作传遍长安后一片哗然：原来朝廷新贵都是你这位刘郎离开后栽的，那么如今刘郎又回来了，是不是准备砍树？

没过几天朝廷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（今贵州遵义），当时基本是土著人出没的原始森林。十二年后，饱受磨难的刘禹锡再度回到长安又写诗曰：

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郞今又来。

真是百折不挠、无所顾忌的斗士。

（东台农商银行 朱小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