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窗法雨》是我阅读的第一本法学书籍。在书中，既可以读到文学的思绪，也可以探到法学的精神，既可以品到文学的韵味，也可以寻到法学的精髓，法学与文学的交融，让《西窗法雨》如雨后绿茶，清新自然而又韵味十足。正是因为这本书，让我萌生了探寻法学与文学奇妙缘分的想法。

诚然，文学，是自由，是浪漫，是诗，是个性的呐喊，是情感的体察；法律，是束缚，是肃穆，是理，是公意的体现，是权力的彰显；读文学作品，需要融入感情、放飞思想；读法学著作，需要理清思维、明白逻辑；一切的一切，似乎都那么泾渭分明。然而，法律与文学，却又都是一种社会意识，都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一种反映，它们同样关注着社会，关注着生活，关注着人性，同样关注着公平和正义，关注着是非和善恶。

古往今来，众多文学家在其作品中，通过精妙的语言反映法律的面貌，传达法律的精神，无论是《礼记》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对无讼理想的追求，还是韩非子“法不阿贵，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对依法治国、赏罚分明的倡导；无论是《史记》对西门豹等一批清官典范法治严明、清正廉洁的刻画，还是《包公案》对包拯刚正不阿、不畏权贵的赞赏，都反映了文学家对法律的思考和体悟。

相较于文学对法律的大胆体察，法律对文学的态度似乎更值得玩味。波斯纳法官曾经针对教益学派的倡导者努斯鲍勃，在其《法律与文学》中详细探讨了是否应该对法律人进行文学教育。其实，与其说是文学教育，不如说是道德教化，因为在司法过程之中，法律学科之外，文学所能传递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希冀达到的是潜移默化的成效。

显然，我更愿意相信，法律与文学是一场奇遇，而非一场误会。

（江南农商银行 钱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