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六一”儿童节期间，我们邳州农商银行组织拍摄电视纪录片《小萝卜头》在央视四套《国家记忆》栏目播出后，社会各界反响热烈、好评如潮。作为摄制组的一员，这段寻找“小萝卜头”的经历，将是我此生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，男，1941年生于江苏邳州，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就随父母被带进了监狱。由于终年住在阴暗、潮湿的牢房里，八九岁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，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、面黄肌瘦的孩子，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“小萝卜头”。在革命胜利前夕，年仅9岁的小萝卜头在重庆被敌人残忍杀害。重庆解放后，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，他是共和国、乃至世界上最小的烈士。

我们这次拍摄的电视纪录片《小萝卜头》围绕宋振中烈士在狱中9年的斗争经过，宣扬小萝卜头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。作为小萝卜头的唯一家乡人，我跟随摄制组从邳州出发，沿着小萝卜头的人生轨迹，历时近一个月，先后到北京、西安、重庆、息烽、贵阳等地对相关人物（包括在世的亲属、战友和亲历者、历史学者）进行采访，深入挖掘小萝卜头的革命事迹，用真实的镜头向世人讲述战争年代革命先烈舍生忘死、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。

在北京，摄制组先后采访了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先生、小萝卜头哥哥宋振镛老人、小萝卜头的狱友李碧涛老人、韩子栋的女儿韩秀融老人、《烈火中永生》主人公江姐的扮演者于蓝老师等。“小萝卜头让我学到很多，当时小萝卜头才8岁，我12岁，我被关进监狱时小萝卜头已经入狱好几年了。他比我小，还劝我不要怕。那时我就佩服这个小弟弟的胆量。”在回忆小萝卜头的狱中生活时，李碧涛老人几泣不成声。在采访中我注意到，这些老人的家里布置地非常简单朴素，还保留着当年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。

辗转来到重庆，我们重点拍摄了白公馆、渣滓洞、红岩纪念馆等革命遗迹。为了达到理想的拍摄效果，不影响各个景点的正常运营，我们只有避开游客，起早贪黑，中午拍史料，一早一晚拍场景。红岩魂文化研究者厉华教授对重庆红岩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：“重庆是小萝卜头一家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，也是他们一家遇害的地方。小萝卜头作为不到一岁就被关进监狱的孩子，在小萝卜头的心目当中监狱就是整个世界。为什么在狱中有9个孩子，只有小萝卜头被评为烈士，一是小萝卜头年龄小、传递情报发挥“小交通联络员”的作用，二是他在狱中他有自己的斗争事情，三是他爱憎分明，不怕邪恶。”

最后一站我们来到贵州。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拍摄时，我们先后采访了新、老馆长，他们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息烽集中营的情况。新馆长李晓莉当时正组织排练《信仰的力量》，得知我们在拍摄“寻找小萝卜头”纪录片，她专门组织加演了一场小萝卜头的情景剧，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革命场景。

整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，无论我们走到哪，不管是大人孩子，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政府工作人员，都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在重庆用无人机拍摄烈士陵园时，事先不了解重庆市区禁飞无人机，在拍摄休息期间被当地公安人员带到派出所登记质询，在得知我们是在拍摄“寻找小萝卜头”纪录片后，特许我们在市区使用无人机拍摄，并详细告知了注意事项，并在后面的拍摄工作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。诸如此类的人和事，在我们采访拍摄的过程中还有很多，正是这些人的帮助和支持，才使得我们的纪录片拍摄能够顺利。

在这段长途跋涉的拍摄过程中，除了我和南京电影制片厂的辛毅主任外，其他几个人都是“90后”。浮躁、不能吃苦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“90后”的刻板认识，但是在纪录片拍摄的20多天时间里、辗转半个中国的历程中，没有听到一个人的抱怨。他们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拍摄这个片子，如何能拍到完美的镜头，如何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。他们常常因为一个镜头拍摄得不完美而懊悔。在重庆我们要多次爬山拍摄，那么重的设备全部需要背上山，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抱怨，他们都是抢着干重活。有时为了一个镜头，选角度、抢时间，来来回回要拍摄大半天。在渣滓洞，他们冒着雨，扛着相机、三角架来来回回穿梭在监狱、碉堡、山坡上，为了保护设备，他们浑身被雨淋湿了，却依然只关心拍摄。一群心态阳光、积极向上、无条件付出的年轻人让我刮目相看，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“好风凭借力，扬帆正有时。”当今时代，“中国梦”已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丰碑。铸就“中国梦”，需要我们每个人激情燃烧、从我做起，成为“圆梦”的参与者、书写者、奉献者。作为电视纪录片《小萝卜头》拍摄团队的一员，真心希望这部纪录片能为弘扬民族精神作出贡献，成为促进民族振兴、社会进步的一叶风帆！

（邳州农商银行 陈伯伟 李奇雨）